第54章完结（1/2）

图5-3 甘州印回鹘文佛经题记

这一文献表明，及至元朝时期，甘州仍有回鹘文佛经印制，体现了回鹘文字在这一地区的流行，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元代甘州地区回鹘文化的发达。′e/z`k.s\w′.+o′r_g\

二 汉文的普遍使用

在甘州回鹘境内，统治者虽为回鹘人，但主要居民仍然是汉人，汉文化如同回鹘文化一样，应为当地文化的主流，汉文在甘州回鹘境内通行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回鹘对汉文的使用由来已久，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回鹘诸部请求唐太宗给他们派遣“能属文人，使为表疏”。[9]此后，回鹘人逐步掌握了汉文。回鹘人对汉文的使用是一以贯之的。前述著名的《九姓回鹘可汗碑》就使用了突厥卢尼文、粟特文和汉文三种文字。如所周知，墓碑是供人瞻仰的，用汉文撰写，自然很能反映回鹘人对汉文字的接受程度。这里不妨再举几例。唐人娄师德曾为回鹘契苾部首领契苾明（650～695年）撰写碑文，今可见者仅有汉文而无他种文字。[10]1973年于西安西郊发现的唐代回鹘王族成员回纥琼（706～760年）的墓志。此人曾任瀚海都督、右将军卫大将军、经略军使等职，也是仅有汉文而无其他。[11]2009年7月，在蒙古国乌兰巴托西北280公里处土拉河东岸又发现了《仆固氏墓志铭》，记述了仆固部金微州第三任都督乙突（635～678年）的生平事迹。?齐′盛`暁_税_旺′ /冕-废?岳~黩/[12]这一传统长期得到延续，即使在回鹘文流行的蒙元时代，回鹘人立碑时仍继续使用汉文，如著名的《重修文殊寺碑》（1326年立）和《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1334年立）都是用回鹘文、汉文合璧镌刻的。

敦煌发现的属于甘州回鹘的官方文件甚多，皆用汉文书写，如敦煌P. 3931即为其典型代表。P. 3931号汉文写卷存有40余件文献，所含内容大致可分为4类：

（1）印度高僧东行之牒文与游记三篇，是五代时期中印文化交往的重要佐证。

（2）十二个月“贺官”书。

（3）各种往来状、启、书札。

（4）甘州回鹘上后唐朝廷之表本。

在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后的两件《表本》（即39、40件）。兹录其第一件全文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