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完结（2/2）

唐承隋旧，以尚书、门下、中书三省长官（定制尚书令一员，侍中、中书令各二员）为宰相，位高者晋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共议国政，然常不全置。-2/s￠z/w`./c+o-m′武德初，太宗尝为尚书令，自后臣下避不敢居，使其副左、右仆射代之，此宰相名位之一变。

官位循资而升为一般原则，苟官位未至，则虽有才识，不得与于参决大政之列，旧制之缺点一也。资位高者年龄常较高，保守性亦较重，事事因循，缺乏祛除积习之勇气，旧制之缺点二也。太宗盖有见于此，故量谋变通，如杜淹以检校吏部尚书参议朝政（贞观元年），魏徵为秘书监参预朝政（三年），萧瑀为御史大夫参议朝政，戴胄为检校吏尚，侯君集为兵尚参预朝政（四年），萧瑀以特进参预政事（九年），刘洎为黄门侍郎参知政事（十五年），岑文本为中书侍郎专典机密（十五年），皆非三省长官而得参大政。然名称有画一之必要，故贞观十七年萧瑀为太子太保（从一），李世为特进（正二），并称“同中书、门下三品”，因侍中、中书令皆三品故也。惟仆射本二品，自贞观之后，仆射不带此称者仅知其本省之事，换言之，尚书省长官至此已完全退出宰相之列，所任者只执行之职务。同时，非两省长官（侍中、中书令）而令预知政事者，必加“同中书、门下三品”之衔称，迨大历二年，侍中、中书令同升正二品，“同三品”之称遂不复用，此宰相名位之再变。

永淳元年，黄门侍郎郭待举、兵部侍郎岑长倩、秘书员外少监郭正一、吏部侍郎魏玄同并与中书、门下同承受进止平章事，同年，黄门侍郎刘景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自后非侍中、中书令而执政者，率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此宰相名位之三变。

天宝乱后，充宰相者如资望稍浅，率以中书侍郎、门下侍郎（即两省之副）或他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中书令、侍中两官常阙而不设。就班列言，侍中居中书令之前，就权力言，侍中在中书令之下，《通鉴考异》一二谓“天后、中宗时侍中疑在中书令之上”，于唐代官制，尚欠深究，别于《通鉴正误》辨之。

两省及其首长、副贰之名称，又经过几次改变，今以下三表说明之：

当此各个时期，随曹名改变，充宰相者遂有“同东西台三品”、“同凤阁鸾台三品”之别称。

真宰相之数，通常止四、五员，景云元年六、七月间，乃多至十七人（李峤、韦安石、苏瓌、唐休璟、张仁亶，张锡、裴谈、刘幽求、李日知、薛稷、姚元之、韦嗣立、萧至忠、赵彦昭、崔湜、崔日用、岑羲或宋璟），是为例外。若左右仆射当光宅元至神龙元间，曾易名文昌左右相，又开元元至天宝元间，曾易名左右丞相，均有相之名而无相之实。

三省职掌之大别，计中书草拟诏敕、批答，经门下省审查无误，下于尚书省行之，署名先后，可举建中元年及三年朱巨川告身为示例。（见《金石萃编》一〇二）凡国家重事，宰相亦常自起草，（参《曲江集》、《宣公集》及《会昌一品集》便见）而大部分则责诸中书舍人，舍人凡六员，正五品上。开元之末，中书务剧，文告多壅滞，始置翰林学士，选文学者充任，专掌内命，如拜免将相、号令征伐之类。然只是差遣，与舍人之为职官者迥异。自是讫大历，任员无多，德宗以后，厥任始重，礼遇益隆，时人至号为内相。宪宗即位，始选学士中一人为承旨，宰相之任用，多出于其间。又拣宦官二人传达口命，谓之枢密使（即宋代枢密使所本）。学士不拘资历，上自诸曹尚书，下迄校书郎，皆得充，其阶未至或高于中书舍人者，往往加“知制诰”之衔（《新·志》四〇言：“未知制诰者不作文书”，大误）。兹列德宗至懿宗朝翰学与宰相统计比较表如次（其详可参拙著《翰林学士壁记注补》及《补唐代翰林两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