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0章完结（2/2）

白居易 旧族及进士。长庆元年，白为进士重试官，将宗闵婿苏巢落下，与主张用兵之裴度亲善，显不能列于牛党。陈又谓白不孝[71]，其事早经陈振孙《白文公年谱》辨正。陈复拾罗振玉遗稿之说，认白父季庚舅、甥为婚，罪犯刑事[72]，更属厚诬。如果德裕鄙薄白家[73]，何故拔用敏中[74]？

萧 俛 出自后梁，璃至俛一家五相（瑀、嵩、华、复、俛），俛嫉奸邪，性介独，家行尤孝，（《旧书》一七二）曾疏救吉甫，无依附牛党痕迹。如曰俛不主用兵[75]，则须知当时不主用兵者，非止俛一人。￠萝-拉?晓-说! +追·罪,欣?章-踕,

（乙）陈氏所拟之“李党”

郑 覃 旧族，非进士，会昌初，德裕荐为相，不就。

陈夷行 进士，非旧族，开成二年初次入相，非德裕所引。

李 绅 旧族及进士。

李 回 旧族及进士，初因德裕贬官，后复起用。

李让夷 进士，非旧族，宣宗治德裕党，并未波及[76]，且以司空节度淮南。

李商隐 进士，非旧族。

王茂元 武将，非旧族，以上二人，万不能列入“李党”[77]。

刘 柯 进士，非旧族，以白居易荐入京应举，曾撰《牛羊日历》，但无“李党”痕迹[78]。

牛党多佥壬，稍持正者即嫉之，故反对牛党者可能是中立派，不必定是“李党”，此一点，《述论稿》似乎分别不清。上举八人，唯李绅、李回与德裕较密耳。其他，德裕柄政时曾见用者，若郑亚、（四代进士，见《旧书》一七八）崔嘏、（《元龟》六四四）姚勗、（《新书》一二四）崔铉、白敏中、令狐绹，皆旧族及进士，李拭为旧族及制科；（《会要》七六）又赵蕃、（《摭言》）刘濛（《新书》一四九）为进士，吕述为制科，（《会要》七六）薛元赏、元龟兄弟出身未详，则皆非旧族也。旧族进士何以变为新兴阶级，《述论稿》已不惜笔墨为其解释，然旧族仍有如许进士归入德裕领导，何竟默不一言耶。¨第,一`看+书~枉- ￠追?最\鑫?章_节￠

质言之，从古史中寻求出一种系统，固现在读史者之渴望，然其结果须由客观归纳得来。中唐以后，除非就选举法根本改革，任何人执政都不能离开进士[79]，无论旧族、寒门，同争取进士出身，寒门而新兴，亦复崇尚门第，因之，沈氏“牛党重科举，李党重门第”之原则，微特不适于二三流分子，甚至最重要之党魁，亦须列诸例外。是所谓“原则”，已等于有名无实。如斯之“系统论”，直蒙马虎皮而已。

（二）《通鉴》丧失公正立场——赞同僧孺放弃维州

柳诒徵又言“唐之牛僧孺、李德裕虽似两党之魁，然所争者官位，所报者私怨，亦无政策可言，故虽号为党而皆非政党也”[80]；是说也，施诸牛党合，施于德裕则否。德裕非党而有政策可言，其最要者曰复维州失地。

维州地区（今汶川西北），辟自刘蜀。隋开皇四年讨叛羌，以其地属会州，后又没贼。武德七年，白狗羌首领内附，因地有姜维城，命名曰维州。乾元二年，被吐蕃攻陷[81]，于是诏将维州及诸降众付吐蕃，吐蕃悉诛之，“掷其婴孩，承以枪槊”，（《文饶集》一二）惨不忍闻。司马光为自护其非[82]，乃拾僧孺余唾，龂龂作义利之辨，其辞曰：

论者多疑维州之取舍，不能决牛、李之是非。臣以为昔荀吴围鼓，鼓人或请以城叛。吴弗许，曰：“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恶也，人以城来，吾独何好焉，吾不可以欲城而迩奸。”使鼓人杀叛者而缮守备。是时，唐新与吐蕃修好，而纳其维州，以利言之，则维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则维州缓而关中急，然则为唐计者宜何先乎？悉怛谋在唐则为向化，在吐蕃不免为叛臣，其受诛也，又何矜焉。且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义也，匹夫徇利而忘义，犹耻之，况天子乎。譬如邻人有牛，逸而入于家，或劝其兄归之，或劝其弟攘之，劝归者曰：“攘之，不义也，且致讼。”劝攘者曰：“彼尝攘吾羊矣，何义之拘？牛，大畜也，鬻之可以富家。”以是观之，牛、李之是非，端可见矣。（《通鉴》二四七）

僧孺之说，王夫之已详予驳正[83]。然司马之说，迄未得史家注意。其言有害于世道人心，不可不深辨也。维州本我失地，我纳其自拔来投，于“义”何害，不通者一。自陇右迄安西、北庭，天宝后都被吐蕃侵据，维州自拔来归，譬之邻家从前盗我牛羊数十，现在一羊逃回；司马乃以比邻牛逸入，直是数典忘祖，不通者二。维州降人三百余，其父、祖应属唐籍，今竟执送吐蕃，任彼惨戮，令人发指；司马乃谓死无足矜，蔑视同胞，靡分敌我，不通者三。吐蕃四盟（见下节），而有平凉之劫（贞元三），尤为唐耻；况维州自拔前一年，彼已先失信围攻鲁州，（《文饶集》一二）以此言“信”，何异宋襄不禽二毛，不通者四。司马谓关中急而维州缓，乍似有理，但吐蕃陷维州后，“得并力于西边，更无虞于南路”；（《文饶集》一二及《旧书》一四七）我收维州，作用与谋通南诏相同，正是釜底抽薪，围魏救赵。不收维州，则剑南节度所押西山八国蕃落，都被隔断，藩篱尽失，不通者五。大中三年，正牛党执政时期，去大和五仅十八年，去德裕追论维州事仅六年，吐蕃国势，当无大更变，而是年秦、原、安乐三州及石门等七关之来归，即诏令剑南、山南对没蕃州县，量力收复，随有西川杜悰报收维州，山南西郑涯报收扶州，（《通鉴》二四八）相去无几时，何以彼则“信大”，此则可“徇利而忘义”？彼则“维州缓而关中急”，此遽不然？其为挟持私见，百辞莫辨，不通者六[84]。大中复收维州，“亦不因兵刃，乃人情所归”，（《旧书》一四七）扶州想亦相同；僧孺所言蕃兵三日至咸阳，无非长他人意气，灭自己威风，假其可能，则边防已十分脆弱，尤非放弃维州，便可了事，何未闻僧孺建言修缮守备，如德裕所为？（德裕立五尺五寸之度，汰去蜀兵羸弱四千四百余人，又以蜀作兵器不堪用，取工别道以治之，此两事《通鉴》二四四即叙在悉怛谋来归之前）不通者七。唯僧孺“与德裕不协，遽勒还其城”，（《旧书》一四七）以私害公，故德裕恶之，非私怨也，而《通鉴》偏书曰“德裕由是怨僧孺益深”，对于公私之判别，模糊已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