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0章完结（1/2）

公木认为“我们今天的新诗‘还没有走出知识分子底圈子’”，因而认为“每个诗人都必须学会歌谣体，必须大力写作歌谣体的新诗”，文章中有这么几句话：

陕西的王老九，内蒙古的琶杰，创作出了多少热情洋溢的诗篇？歌唱领袖，歌唱前生活，都得心应手，毫无滞碍。·x\w+b^s-z\.?c`o,m/为什么他们就不曾感到歌谣体的“局限性”呢？所以，实际起“局限”作用的，只是诗人的生活和思想感情，而不是“歌谣体”，真正需要突破的，只是诗人的生活和思想感情，而不是“歌谣体”。

第二十四章（2）

何其芳为了证明这种说法站不住脚，于是仿照这几句话来否认旧诗词的限制。他说：“我们也可以这样说： 古代的李白和杜甫、苏轼和辛弃疾，现代的毛主席和鲁迅，他们创作出了多少热情洋溢的旧诗词？描写过去的生活，歌唱新的生活，都得心应手，毫无滞碍。·x!j?w/x`s.w!./c\o.m`为什么他们就不曾感到旧诗词的‘局限性’呢？所以，实际起‘局限’作用的，只是诗人的生活和思想感情，而不是旧诗词。真正需要突破的，只是诗人的生活和思想感情，而不是旧诗词。”

何先生不是反证王老九等人的诗歌不是“得心应手，毫无滞碍”，或者反证出歌谣体有局限性的例子再或者列举出诗人不需要突破“生活和思想感情”的理由，而是又用了调换概念的办法，以旧体诗词来打比方。因为的确有许多诗人在用旧体诗词毫无滞碍地表现着今天的生活。可是，在当时，毛泽东同志在刚刚发表的给《诗刊》编者的信中说：“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这当然就是何其芳先生的很有力量的反驳方式和理论武器了。

何其芳说：

“陕西的王老九也好，内蒙古的琶杰也好，不管他们主观上感到了歌谣体的限制与否，都是不能用来抹杀客观存在的歌谣体的限制的，正如不管李白和杜甫，苏轼和辛弃疾，他们主观上感到了歌谣体的限制与否，都不能用来为旧诗词的限制辩护一样。*看`书.屋` ?追¨嶵?欣.章^結~”

公木谈的是诗歌的下乡上山问题。说到下乡上山，即是说诗歌要到当时的农村和农民中去，他那篇文章谈到“农民容易接受什么样的诗歌；整个新诗的民族形式民族风格应该如何解决；歌谣体是否有限制”等问题。公木认为：因为农民容易接受歌谣体的新诗，所以真正“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诗歌主要还是歌谣体。何其芳先生同样用了改换概念的办法来反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