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2章完结（2/2）

访问进行到7月中旬，还没有结束，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就传来国内通知，让公木紧急回国。这让公木很诧异，赶紧向当地朋友告别，乘机返回祖国。如同受到一种什么不可知的力量的嘲弄似的，7月底归来，一下飞机，敏感的他即感到气氛不对，因为单位急电将他召回，却没有人到机场去接他。回到中国作家协会，就看见满墙都是揭发和批判公木的大字报，此时他才知道，原来自己已经变“坏”了。

从此公木就陷入不断挨批，不断写检查、写交代材料的逆境之中。

第三十七章（1）

第三十七章帽子压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位代表中国作协向外国宣传中国文艺界“反右斗争”的使者，已经因为与所谓“中宣部李（之琏）黎（辛）反党集团”“互相呼应，进行反党活动”而受到指控，并进而被补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连续召开的斗争会上乱哄哄的，一个个熟悉的发言者好像全都换了面孔，即使是最知心的朋友、同事和学生，此时也冲到他的面前，跺着地板口沫横飞地和他斗争，而且不许他解释，只让他认罪。

上世纪八十年代，丁玲回忆自己当时的表现时写道：“一切辱骂、讽刺、一切冠冕堂皇言词下的造谣诬陷我能 忍受吗？我能反抗吗？我能辩护吗？我只有匐伏流涕，锥心泣血，低头认‘罪’。”（丁玲《远方来信》，《人民 文学》一九八五年第三期）公木终于也尝到了这种滋味。他最终成为右派，已经有了不少的罪证。但把他压向深渊的最后一根稻草，起因于他的同学、同乡兼好友李之琏。

1958年5月，中宣部机关党委书记李之琏在外地了解群众宣传工作情况时，被通知回北京参加“八大”二次会议。回京后才知道，周扬已有安排，要在会前“谈谈”中宣部机关党委在处理丁玲等问题上的错误。

李之琏的检查一次、二次、三次都不能通过。机关党委副书记张海、崔毅也是如此。于是，中宣部领导人号召所有党员对机关党委、特别是对李之琏进行揭发，翻遍了机关党委的会议记录，搜查了他个人保存的文件，只要一字一句同此案有关，就一律作为问题揭发。会议规模越来越扩大，从开始的几个人到几十人、几百人，最后扩大到千多人。大会批，小会斗，折腾了四个多月才结束。由于在审查丁玲历史问题时犯了“美化叛徒”和“合谋翻案”这两大“罪状”，定他们几人为“反党集团”，互相包庇，充当右派和反党分子的保护人。李之琏、黎辛是“首要分子”。最后结果是 “丁陈”一案定案一年之后，噩运的余波又将中宣部的这一拨人裹挟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