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完结（2/2）

令夫士，群萃而州处，闲燕则父与父言义，子与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弟。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恒为士……令夫农，群萃而州处，察其四时，权节其用，耒、耜、枷、芟，及寒，击菒除田，以待时耕；及耕，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时雨；时雨既至，挟其枪、刈、耨、镈，以旦暮从事于田野。脱衣就功，首戴茅蒲，身衣袯襫，霑体涂足，暴其发肤，尽其四支之敏，以从事于田野。,衫?叶`屋? !首~发+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农之子恒为农。

管仲的理由其实很简单，一个人处在某种家庭中，因耳濡目染，对父辈的职业比对其他的职业更熟悉。读书人的孩子，“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每天接触的就是文章、礼法，成为一个“士”远比其他阶层的子弟容易；同理，农民的孩子从小跟着父亲种田，熟知“耒、耜、芟”等工具，“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

但是，社会的职业分工父子相承，能够“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生产力低下、信息流通不畅、交通很不发达、底层社会几乎没有公共教育服务所造成的。在周朝早期，只有贵族才能接受礼法教育，能识字为文，其他阶层的子弟，哪怕天资再高，也很难跨阶层接受教育。也就是说，农家子弟几乎没有机会接受“士”的教育，每天只能跟着父亲去种庄稼，当然是“不见异物而迁”。

但是管仲所处的春秋时期，随着井田制的废弛，生产力的提高，荒地得到开垦，社会人员流动加快，各阶层人员相互交往，特别是教育开始向平民子弟开放，出现了孔子这样开设“私学”、“有教无类”的大教育家。“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的职业分工受到了挑战。用大白话说，穷人的孩子有了见识，已经不甘于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

从春秋到战国时期，这一趋势逐步加剧，各国竞争的一项重要的内容是人才竞争，平民子弟开始走上了历史的舞台，问鼎长期被贵族子弟把持的职位。管理人才的选拔由“选贵”变成“选贤”。管仲本人能登上相位便是“选贤”的结果。他不属于齐国国君姜氏一族，亦不属于齐国传统的政治豪门国、高两姓。他虽然是周穆王后代，姬姓，但家族早就破落，父亲早亡，为奉养老母，早年不得已和鲍叔牙合伙做生意。他这位王族之后已经不是“士之子恒为士”了。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张仪、苏秦这类“职业经理人”也才有了周游列国、待价而沽的机会。

历史证明，列国相争，谁能不拘一格选拔人才，谁能打破旧贵族的垄断地位，谁就能在竞争中胜出。秦国在这方面做得最彻底，几代国君改革的总体趋势就是打破旧贵族对权力的垄断，建立了不论出身只论业绩的激励机制，重用来自他国的商鞅、李斯等人。商鞅变法的重要内容便是以军功授爵位。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论“秦始皇变封建为郡县”：“古者诸侯世国，而后大夫缘之以世官，势所必滥也。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而天之生才也无择，而士有顽而农有秀。秀终不能屈于顽，而相乘以兴，又势所必激也。”

船山先生敏感地看到战国时代，“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的旧格局必然引起社会动荡。可以说，秦国的改革是因势利导，符合时代潮流。但秦历二世而亡，他没有总结出一套和平年代相对公平的官吏遴选制度。军功论爵只能在战争年代管用，灭六国一统天下后，其“以吏为师”的选拔制度只能将就一时。在“秀终不能屈于顽，而相乘以兴，又势所必激也”的大背景下，耕田的陈胜喊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时代最强音。以刘邦、萧何、韩信、樊哙这些小吏、小商贩为骨干的汉集团战胜了以旧贵族项羽为核心的西楚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