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完结（2/2）

由于国民政府奉行以蒋介石为中心的新权威主义策略，在引入西方的科技、军事知识的同时，还是以传统方式拒绝进行任何重大的社会变革，国民党所努力的“民族复兴”的成效有限，离建立一个得到社会成员普遍认可的民族独立国家的目标距离尚远。

三、抗战与全民爱国主义

1935年，日本侵华的步伐不断加快，华北危机日益加深。救亡团体风起云涌，中共的“八一宣言”传到国内，其抗日主张得到社会各界的同情、重视和支持。面对日本大规模侵华的压力，国民政府以“军事演习”为名，调兵北上，在华北积极备战。同时，蒋介石在外交上做出重大调整，在继续争取英、美外交支持之余，开始谋求中苏两国关系的和解，以备中日战争一旦爆发时，中国能获得苏联的支持。

1935年春，蒋介石派曾任自己侍从达八年之久的邓文仪任驻苏武官，负责沟通中苏高层间的联系。为了改善中苏关系，蒋介石不得不重新处理自己与中共的关系。他对此慎之又慎，并且决不允许其他人与中共有任何交往。1935年年底，国民政府与中共开始某种试探性的接触。国共双方此时的联系仅停在较低的层次上。蒋介石的这种调整纯属不得已而为之，他在与中共保持联系的同时，又力图彻底削弱中共的实力。在蒋介石看来，唯有如此，方能减弱中共日后的发言权。因此，蒋介石对红军依然重兵围剿，却又不中断双方的联系。

经过近一年试探性接触，国共两党的谈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双方的高级代表陈立夫、潘汉年在上海进行直接会谈。然而双方距离相差太大，谈判陷入僵局之中，蒋介石于是决心继续对中共保持高压政策。在处理完两广事件后，蒋介石于1936年10月携其高级党政军官员飞抵西安。

蒋介石的督战最终激化了他与张学良、杨虎城之间的矛盾。在数次劝谏无用后，1936年12月12日，张、杨发动兵谏，西安事变爆发。西安事变爆发后，在共产国际的干预下，中共放弃了原先“公审蒋介石”的主张，而改为“逼蒋抗日”。经过蒋介石、张学良、中共三方数天的磋商，西安事变终获和平解决，为国共第二次合作奠定了基础。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抗战初期，国共两党在某些战役如忻口战役中，相互配合，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两党长期的争斗又决定了彼此缺乏足够的信任。随着中共敌后根据地的不断扩大，中共军事实力也有了显著增长。对于中共实力的扩大，蒋介石深感不安。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专门成立防共委员会，制定各种“防共”、“限共”政策，国共两党的冲突与磨擦迅速白热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