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完结（2/2）

在几十年间，作为中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他以中国传统思想为依靠，应对极其复杂的内外形势，不管所处的20世纪各种思潮学说如何花样翻新，蒋自己坚定不移的信条就是《大学》中的三大纲领、八项条目。蒋说：

《大学》这部书，将一切做人做事的道理，都包罗无遗，发挥尽致。.k~y,a¨n￠k·s..!c_o′m?所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就是《大学》的三大纲领。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大学》的八项条目。由内在的道智之修养，到外发的事业之完成，为一贯不断进取开展的过程，可说是本末兼赅、体用合一、修己治人、明体达用之道。[1]

他进而认为，大之救国救民，小之个人的道德提高，只要抓住这些就可以了。

蒋非常感叹：这么好的思想，“中国不能用，所以中国国家如此衰弱，民族如此堕落，几乎在世界中成了一个落伍者”。[2]

原先以为蒋就是说说而已，近年来蒋日记解密，始知蒋真是宋明儒学的信徒，他就说过，他从“八岁时读大学中庸，九岁读毕四子之书。在十八岁的时候，大学中庸不知道念过多少遍，但是并不知道其中道理的重要，甚至因为革命思想发达，以为这些陈腐的东西，完全无用。直到二十八岁的时候，听到总理说大学中庸的重点，自己还不甚注意。到了三十八岁，自己一切阅历经验增加了，再拿这部书来研究，才觉得真是重要，差不多一切做人做事的实践道理，统统在内。以后至少每年看一遍，愈看愈觉得其中有无限的道理，无穷的奥蕴。直到四十八岁……自己深觉有得于心，可以自信”。[3]

可见，他除了是行动家，还是一位道学家！随手翻翻稿本，这类言论不胜枚举：1934年5月22日，蒋记：“立国之本在于修身，建国之方在于由小而大，由近而远也。”[4]

蒋毕竟是政治人物，不是学问家，他要解决面临的问题。站在他的角度，中国在那个时代有两大问题：

外患是日本；

“内患”—蒋认为是共产党。

蒋开出的药方还是：振兴中国固有文化。

对日本：

1932年5月，蒋氏在一次讲演中称阳明心学为中国的立国精神。他说：“要知道日本所以致强的原因，不是得力于欧美的科学，而是得力于中国的哲学。他们日本自立国以来，举国上下，普遍学我们中国的是什么？就是中国的儒道，而儒道中最得力的，就是中国王阳明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哲学。他们窃取‘致良知’哲学的唾馀，便改造了衰弱萎靡的日本，统一了支离破碎的封建国家，竟成功了一个今日称霸的民族。我们中国人自己忘了自己的立国精神，抛弃了自己固有最良的武器……以后我们要复兴中国，抵抗日本，完成革命……就是要把复兴中国，抵抗日本的紧要武器，拿住在我们手里。”[5]

对中共：

“我们今天对共产党的斗争，乃是文化与思想的斗争，在文化上的基本政策，是恢复民族的精神，发扬人类固有的德性；在思想上，着重心性修养与公众道德之协调一贯、良知良能的启迪，与心、物、群、己关系的调和。其精义是‘心物一体、知行一体’，我们既不偏于唯物，也不偏于唯心，对事物的观察，是物质与精神并重；对人生的理解，是思惟与存在合一。”[6]

其成效究竟如何，要结合历史事实来评价，先说外交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