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章完结（2/2）

和研究生谈几本史学名著

论文点评

近年来民间的当代史书写

从语言社会学的角度，在中国大陆，“书写”和“民间”都是“新词”，与“书写”有关的“民间”之出现，还应是90年代中期《天涯》上的“民间语文”，后有徐晓等编辑的“民间书信”，那算是“民间”二字在书写领域浮现了。

再有就是“书写”一词，现在这是一个平淡的词，过去叫“写作”。“文革”前的“写作组”，是很神圣的，最有权威性的应是钓鱼台的反修写作组。还有就是毛发动“文革”的推动力量：上海丁香花园的市委写作组。“文革”起来后，中央“文革”组织起对刘少奇“黑六论”的“大批判组”，各省也都有属于当地省革委会领导的“大批判组”，都能呼风唤雨。那时参加者，被称作“笔杆子”和“秀才”，虽然也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文学仆从”，但是他们多数的自我感觉还是很好的。中央级“秀才”中最显赫的，如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都是政治局成员了，甚至是常委。

过往历史的写作，就是史官垄断，其原则就是“成王败寇”，野史笔记是不入流的，写史是神圣的事，所谓“文章千古事”，都是官家行为。官史写作，一是自我论证合法性，再有就是强调历史的教化功能，当然也有司马迁等良史，所谓“以史为镜，可以知兴废”。

三方面互为联系，也互为矛盾，最重要的还是自我论证，这些好像和普通百姓没什么关系，说来说去，什么“资治”啊，都是叫统治者如何管教老百姓。

可是到了科技革命兴起，9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电脑和打印机普及化，个人博客兴起，现在书写进入寻常百姓家，早先神圣化的写作也就平淡化、平常化了。

“民间”一与“庙堂”对应，二与“学院体制”对应。与“庙堂”对应的民间，自古有之，即“官史”之外的野史。与“学院体制”的对应，则复杂一些。近代以来，政治社会对人们的束缚逐步松懈，私人写作、出版方兴未艾，私人撰述历史与学院修史没有明确界限，评价体系也是单一的。出现大变化是在新中国建国后，书写国家化，历史著述更是被视为一种国家行为，有关社稷安危，被完全纳入国家指定的轨道，也就没有任何私人化的历史书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