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6章完结（2/2）

2.官史谈现代有避讳，需遮蔽，谈古代好得多，因为和现实的关联性较少，民间不避这个忌讳。即如唐德刚先生所言：“谁说历史学家不能对现实说话！我是历史学家，我知道过去是怎么回事，我当然可以对现实发言。我的看法可能不对，对不对需要时间来检验……在我看来，历史不是一条直线，而是弯弯曲曲、有上有下，许多历史，恐怕还要等到相当长一段时间才能评断。”[1]

3.官史论人看地位，分等级；民间的取向看人物看多重面，看底层也是多重面，没有神圣的大人物，也没有神圣的劳动人民。最近我看一本书，张胜写他的父亲张爱萍的书，《从战场中走来：两代人的对话》，是一本难得的好书，有民间的取向。该书去领袖神化和圣化。1958年，领袖穿泳衣召见张爱萍谈粟裕问题，张爱萍回家对其妻表不满，这是非常罕见的。

以上是举其要者。从这个角度看，官史坚持国家化的历史写作也是可以理解的。前几个月我在看电视剧《浴血坚持》，拍得很不错，对项英的描绘有很大的突破，对陈毅的描述也较真实，但还是有一些败笔。例如：几次让陈毅说他想念毛泽东同志，又说项英也怀念毛，这些都是无中生有，中央到陕北后自顾不暇，一直没去联系项英、陈毅。当然这是影视作品，可以艺术加工，但也不能太离谱。所以，国家化的历史叙述就是这样的了，我只是希望在国家化的叙述之外，还有民间历史这一块。我曾在几年前参加过福建师大历史系一名博士生的答辩，他的论文题目就是谈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恢复和整理，并对之有较高的评价，这是一份很严肃的研究，可以和国家化叙述对照起来看。

我认为，学历史、读历史，记住余英时先生的一段话是很重要的。他说：“学历史的好处不是光看历史教训，历史教训也是很少人接受，前面犯多少错误，到后面还是继续。因为人性就是大权在握或利益在手，但难以舍弃，权力和利益的关口，有人过得去，也有人过不去。所以我认为读历史的最大好处是使我们懂得人性。”[2]

近三十年的民间书写有几类：

第一类：重点叙述“文革”期间名人和普通人遭遇的一些出版物。

例如：冯骥才的《100个人的十年》（1986），余习广的《位卑未敢忘忧国：“文革”上书集》等。现在看，80年代在执政者、知识界和民众之间，有一种共识，这就是记取历史上的极“左”教训，防止悲剧重演。因此，有关讨论“文革”历史的作品较多。90年代后，这类出版物在数量上大大减少。在赫鲁晓夫十年执政年代（1954—1964），苏联出现了一批“反思文学”，勃列日涅夫即位后很快销声匿迹，在中国也不知从何时起，“文革”叙事已被视为不合时宜。前几年上海的《收获》杂志辟出专栏，从文学角度刊登有关“文革”的回忆与研究文章，记录了我们民族不应忘却的那段历史，现成书为《亲历历史》，其执著和真诚令人感动。《亲历历史》收有张贤亮、杨宪益、蓝英年、王蒙等十七人的回忆，其中最为珍贵的却是叶兆言、费振钟、万方、严平这四位的述说。因为“文革”开始时，他们最大的才十三岁，最小的还不到九岁。“那个年代”中的少年儿童及“文革”对少年儿童的影响，以前确实少有提及。他们的回忆说明了阶级斗争教育对青少年儿童成长的严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