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4章完结（2/2）

高华：我曾经在香港科技大学讲林彪、叶群，之后又用了30分钟聊到了王光美等一系列人。去年7月份在香港召开的一次会议“新中国的建国60年”就遇到一位美国华裔女教授，她提交的报告基本上是根据《中国妇女》画报来作的。她指着一张幻灯片上的两位妇女向大家提问：这是谁（指邓颖超和蔡畅）呢？她自答：这是中国的“国母”。在发言时，我很客气地告诉她，“国母”之说只能代表你的看法，据我所知在国内很少有人这样称呼她们。从研究角度来看，更多称她们为“女革命家”、“妇女活动的组织者”，这两位是高度政治化，也是非常革命化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是受人尊敬的“老大姐”，但并不是她说的女性主义者。

汉学家爱罗宾汉式的共产主义

时代周报：与你的工作类似，有许多西方汉学家也在研究中国近现代史。比如说麦克法夸尔、史景迁等人，你对这些研究中国当代史的外国学者有什么样的评价？

高华：总的来说，他们以局外者的角度来看中国历史，从他们所处的地方和环境来谈论中国历史，尤其当代史，要方便很多。另外，他们非常容易通过西方的资料、大陆的资料以及台湾方面的资料来研究中国当代史。大陆方面有时候出于国际统战的需要，会给予他们方便去查阅资料。另外西方学者一般都有比较严谨的研究态度，他们成长于美国二战以后从麦卡锡的反共主义时期到肯尼迪的缓和阶段，再到中美关系的解冻，不可否认他们的研究有自己的价值倾向，这很自然。同时，在历史上，还有相当一些美国学者有一种“左翼迷恋症”，他们把对苏俄共产主义的向往转而投射到了中国的毛泽东身上，这是一个传统，而中国革命的传统确实又非常让人着迷，无论革命的意志主义、浪漫主义都是如此。

有一次我到太行山，从山上一眼望去，都是那些巨大的沟壑。抗战期间很多北平、天津等地的青年带着理想从这里深入底层，去动员群众，进行某种社会的改良，这是很不简单的。以后的土改是另外一回事，起码抗战中的“减租减息”，还是要给予很高的评价的。

这种理想主义，超越了物质主义的思想追求，把国外的一些左派和自由派都“醉倒”了，我不能说这仅是一种迷恋，而是一种“醉”。他们一边喝着卡布奇诺，一边欣赏东方的农民革命，你无法指责他们，为什么不可以呢？

可以设想一下，譬如我现在一边喝着卡布奇诺，并不妨碍同时在欣赏尼泊尔的无产阶级革命，你不用置身于那个环境中嘛。沙龙里的左派享受着资本主义民主制带来的自由和安全，又革命，又前卫，当然，他们中间最激近的分子也可能不满足于在沙龙高谈阔论，他们会去陕北，去南美玻利维亚格瓦拉的丛林营地。所以冷战时期很多美国学者能够同情、理解毛泽东，而对蒋介石没有兴趣。很多外国人看国民党是怎么看都不顺眼，对不对？蒋介石一点都不吸引人，有毛泽东的巨大个人魅力吗？他们对于蒋介石太熟悉了，同时也厌倦了，相比之下，他们对于中国罗宾汉式的共产主义就非常欢迎，于是情不自禁就“醉”了。